我最早是在朋友圈看到学生的致谢的，后来有几个教研室的老师过来跟我说，至少有100个学生在致谢里提到了我，我挺惊讶的。大学四年以来，我很少收到学生们这样热烈直接的表达。

                    朱华杰和毕业生合影（图源武汉工程大学）

我是2020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武汉工程大学担任辅导员的，那时我27岁。进入教育行业对我来说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我父亲是军人，工作调动频繁，我们总是搬家，我也就换了很多小学、初中、高中。现在想来，频繁的变动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负面影响，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

比如我初一的班主任。当时的我很贪玩，上课总偷用手机。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她把我叫去谈话，她说她很欣赏我的作文，看得出我喜欢写作，她希望我能认真学，下课再玩。那时候我的确很喜欢阅读、写东西，当我听到她点评我写的几篇作文，而且说出具体哪写得好，我才意识到她细致地观察着我。虽然一年多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老师，但那种被看见的感觉，我一直记得。

这些可能都造就了我日后对教育的理解和兴趣：人生是分阶段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陪着另一个人，但在每个阶段，身边总会有一些人。如果能在一个阶段碰到某个好的老师，好的同学，我觉得就很好。在武汉体育学院读本科和硕士的几年，我几乎每个暑假都去乡村支教，来上课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暑假缺少陪伴，但每次看到我们都笑得很开心，我也高兴自己能给他们一段“陪伴”。后来在学校，我腿受了伤，不太好再从事运动相关的工作，加上母亲身体不好，我希望留在她身边照顾。辅导员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选择。

我的第一届学生有389人，有另一位辅导员和我一起带。当时，我并不觉得学生人数特别多，我更大的压力来自对辅导员这个角色的不熟悉：上学的时候，我是那种不主动求助、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和辅导员接触很少。刚开始工作时，我把辅导员当作是学校通知的执行者，刻板地把所有通知一股脑发给学生，要求他们严格执行，但学生不放在心上，我的工作也吃力。

我还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来安排活动。他们大一的时候，我组织了一次年级拔河比赛。我本身是体育学院毕业的，根据我的经验，拔河明显是能增强班级凝聚力的运动：大家一起使劲，一起喊口号，效果会很好。结果报名的人很少。我去问学生，他们说不想去操场，不想参加集体的运动。

我只好去找学院里更有经验的辅导员求助，他提醒我：你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好好想一想，什么是真正跟学生有关的事？学生关注的焦点又是什么？我意识到，我需要理解我的学生。

我和我的学生们相差9岁。他们是2002年左右出生的一代。我慢慢发现他们有很强的“网络属性”，他们会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起伏又很大。他们也更习惯网上沟通，不喜欢面对面看着我的表情、对着我的脸说话。我让学生来办公室跟我聊一聊，他会说，老师我能不能不来，就打字行吗？很多学生跟我这么说。

我只能继续关注着他们在网上的动态，时不时找他们问一问，他们经常回复我千奇百怪的表情、各种各样的缩写，我就上抖音、小红书查一下什么意思。我还会认真的去看他们的朋友圈、QQ空间。一次，有个学生发朋友圈，讲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情，我去问他怎么回事。没想到他说，老师我没事，我就是在网上发疯，你不要理我。等我再一看，他竟然立刻就把我屏蔽了，我看不到他的朋友圈了。当时我就特别不能接受这个，心想我是来关心你的呀！

                    2020级毕业生在论文中致谢朱华杰（图源武汉工程大学）

可以说，当辅导员的第一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因为我会担心，如果没法有效沟通，那学生会不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而我没办法及时发现、帮他们解决，这种失控感让我特别难受。我感觉学生自己有一扇心门，掩得死死的。

学生慢慢开始对我打开心门，还是从我陪他们度过一些困难之后。受疫情影响，在学生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常常陪同他们去医院看病，有时在医院陪护一整晚。前后有好几十个学生，就是这样熟络起来的，当他们的室友、同学遇到问题，他们会告诉对方：朱老师是一个能够沟通的老师，你去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我会想各种办法让学生知道，我在关心他们，我和他们是同一条战线的。大二的时候，女生们面临一次宿舍搬迁。那时候正是假期，学生们都不太愿意回学校搬宿舍。我看施工的人员把新宿舍装好了，就在b 站上现场直播，给学生详细介绍寝室。1小时的直播里，学生一看就发现，噢，新宿舍确实条件好很多，反对的声音就少了一点。等正式搬的时候，我找学校物业借了几辆大的三轮车，再召集了一些男同学当志愿者，这样女生们搬宿舍的负担没那么重。

                    受访者供图

我很重视学生找我帮忙的请求。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社恐”，我会想，学生来找我，他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思想斗争，没有办法了才来找我的。比如说吴静。我最初接触到吴静，是因为她要申请国家对困难学生的助学金。她来自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父亲受了工伤，失去劳动能力，家里很拮据。我和她聊天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太礼貌了，不自信，几乎有点唯唯诺诺，跟我讲话的时候，低头、脸红，总是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便她根本就没有犯错。比如谈到小组作业做得不够好、在奶茶店兼职的时候被客人刁难，她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我希望吴静能增加自信心，意识到自己不比别人差。除了口头鼓励，我邀请她来做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助管，这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岗位，每个月有工资，她协助办公室的辅导员处理一些工作。有一天，一个老师告诉我，吴静做事特别认真、任务完成的很漂亮，跟老师们的表达也很清晰。我感受到她状态的改变，能大方地跟其他人沟通了。后来她靠自己找到了实习，之后又在一家电商找到了工作，虽然还是时不时会自我怀疑，但不再那么手足无措。

学生出现好的转变，是我工作最大的意义感和动力来源，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正反馈。而且，我和学生的关系是相互启发的，学生的能量时常打动我。我记得吴静申请国家助学金的第三年，她来跟我说，她放弃今年的助学金申请，让我可以考虑其他困难的学生，因为她父亲的工伤赔偿刚刚下来了。她的善良，让我很受触动。

                   朱华杰带学生参加支教活动照片（图源武汉工程大学）

我相信，学生虽然因为阅历和内心的局限，可能会有脆弱、崩溃的时候，但是都有一种潜力，是能够自己走出困境的。当学生从五湖四海来到学校，脱离了父母，一下子到一个开放的空间，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的角色就是给他们一点点支撑，也许他们就缺这一点点支撑。就像吴静，你拿一个画笔轻轻点一下，给她一个颜色，她就能放出很多很多光芒。在一些细小的时刻，我也有意让学生感受到我的存在，我会给他们发生日小红包，写一个祝福在里面。考四六级的时候，我就发棒棒糖，我说这叫幸运糖，考试有时候就需要那么一点运气。

当然，辅导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学生的思想引导，还有日常管理。那是极其琐碎的部分，比如学生不知道去哪里缴电费、去哪里考试，甚至有学生会找我替他跟任课老师沟通。我理解高中学生初入大学有一个依赖阶段，但是我会划定一个界限。比如我专门开了一个通知群，里面只有我能发消息，一个事情怎么做，我会把它分解得很清楚。学生来求助的时候，我会让学生自己先去看通知，如果看完还有问题，再来找我。学生不会跟老师沟通，我会告诉他，你在下课的时候跟上去，问老师“这个怎么弄？能不能给我一些指导？”，这样就好了，如果尝试完还有问题，再来问我。

家长有时候想的也很简单，他就觉得有什么事，给辅导员打一个电话就好了。我接到过让我帮忙找孩子的电话，后来发现是孩子在睡觉没看手机，也有家长打来说，让我用自己的人脉帮孩子找份工作。面对无法实现的请求，我就实话实说，但我也会告诉家长，我能给他什么支持，比如我建了一个就业信息共享群，孩子会接收到这些信息，但他们也要自己努力，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

                    学生给朱华杰老师送来锦旗

有一部分行政工作，我会让AI辅助我做。比如写一个报告、一个计划，我会用 AI 拟一个草稿，然后我再修改完善。我会尝试新的工具，让自己的压力降低。这些琐碎的工作，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有个很重要的条件：学校里的每一个部门，能接住学生通过我表达的需求。我把我的位置，理解成一个巨大系统中的神经末梢。我负责把学生的问题，跟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串在一起。就拿学生搬宿舍来说，很多学生反馈说新宿舍的插座少，我就向学校后勤保障处反馈学生的诉求，申请新打一个插座，最后就实现了。

有一年暑假，宿舍楼停电，天气炎热，我向学院申请把会议室和活动室开放，把空调打开，让留校备考研究生的学生们临时过一夜。再比如有学生遇到诈骗，我就带他到保卫处，保卫处有专门的老师来帮他对接警方，我主要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学校也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就业指导老师等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老师，当我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就把情况向他们反馈，同学生一起和相关的老师对接，而不是一揽子都自己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我们学校里有位管理层的老师说过，如果一个学生出现意外情况，这个责任不是辅导员一个人来背，是所有的学院领导、相关的职能部门一起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如果辅导员本可通过查寝、点名、查课等多种手段了解到学生的情况，避免意外发生，但他却什么都没做，一问三不知，那么辅导员就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了。一个明确的职责范围，对于辅导员来说很重要。

                                                            《开端》剧照

清晰的晋升通道，也让我能看到职业方向，能待下去。在我们学校，辅导员有双线晋升制度，可以从管理条线晋升，比如带出了优秀班集体、在辅导员竞赛中获奖，就可以加分；也可以从教师条线晋升，比如带大学生职业规划课、劳动教育课等课程，做课题、发论文，能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升到副教授。这套“辅导员职业化”的制度，已经明确了。

即便有这些支持系统，说实话，辅导员依然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工作和生活之间，我感觉我没有平衡。我的工作时间，理论上是早上8点到办公室，下午5点半下班，不过实际上是24小时待命的，手机不能关机，万一学生有什么事情找到我，如果事情紧急，我肯定要第一时间到场处理。这几年来我没有谈恋爱，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分配时间，把工作忙完了就想一个人好好休息一下。

工作四年下来，我感受到现在的学生们，其实和少年时的我一样，最需要的是被听见，被看见。跟学生聊天的时候，更多时候我只是听着，听他们讲很久很久。他把所有的情绪说出来之后，其实他自己就会好很多了。我的共情能力，也许来自我母亲。她是一个无条件支持我、站在我身边的人。我31岁了。不像其他同龄人的父母，她既不催婚，也不给我别的压力，只是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尊重我的选择。我当辅导员这几年，我母亲总跟我说，好好对待你的学生，他们好不容易考出来，然后又经历疫情，是很不容易的，你不要太严厉了，要帮他们解决困难。

（吴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