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战略安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本遵循，两者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目标上的一致性、问题域的差异性和贯通性、效能上的协同性。从“家国情怀”到“天下情怀”、从“民族情怀”到“人类情怀”，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展开。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中国之治”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要求日益强烈，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地生根，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实践又赋予“中国之治”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化品质。总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统摄“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到党的十九大明确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之治”以恢宏气度、磅礴之势展开。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从愿景变为实践，顺利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中国方案”。“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安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本遵循。“中国之治”之于全球治理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作用，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又如何促进“中国之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只有站在“中国之治”的立场上，才能深刻把握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实质；只有在全球治理的世界视阈中，才能深刻洞悉“中国之治”之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基础性意义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

一、“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逻辑的统一性

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家国情怀”和“天下情怀”的高度统一，也体现了“民族情怀”和“人类情怀”的高度统一。从“家国情怀”到“天下情怀”，从“民族情怀”到“人类情怀”，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展开。“中国之治”构成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前提和基础，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则是“中国之治”的必然要求和逻辑延伸，两者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

其一，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人民立场和人类立场的有机统一。“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历史之问、世纪之问，深刻揭示了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理论逻辑。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人民群众中来。一方面，历史是人民群众开创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也正是“行动着的群众”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忠实和最坚定的维护者，因而，“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从根本上改变拥有14亿人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引擎。二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个时期，尽管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各种挑战和风险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危机，经济全球化已行至必须重新选择方向的“十字路口”。

我们将到哪里去？实现人类解放，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不是抽象的、虚幻的，而是具体的、实践的，其逻辑起点或理论立足点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人类解放，只有“彻底的、完全的人类解放”，才能实现每一个人的真正解放。从“原始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自由人联合体”，呈现出人类解放的逻辑理路。与之相一致，人的发展呈现出从“人的依赖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的历史性跃迁。因此，“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呈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是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二，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历程。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正在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深刻地揭示了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只有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为此，中国人民上下求索，但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新纪元的盛大开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变得极为曲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围绕着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根本点来展开的。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基本步入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富了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科学论断。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简单地说，就是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强起来”是新时代的最强音。为实现“强起来”这个伟大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明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起来”是强国梦，不是霸权梦，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具体体现。

其三，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中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新路的艰难探索。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立体地展现了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实践逻辑。

与传统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大异其趣，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用毋庸置疑的事实证明：人类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时间上，从现在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0年并不漫长，但过程将极不平凡。

我国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生成、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走的却是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以人为本的新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化，与其说是“外源型”的，倒不如说是“内生型”的，因为这条新路是我们自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来的，而不是由西方输入的。这就起码有两个“意味着”。第一个“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势之必然、迫在眉睫。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所经历和展现出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重大变革，其实质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之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个“意味着”：中国道路进一步开辟将以驾驭资本为前提条件。迄今为止，西方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导、以资本逻辑为逻辑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又是“现代的灾难”的根源。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资本的作用，必须以资本为助力，但又不能落入资本逻辑的窠臼，被资本所牵制甚至掌控，而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因而，中国道路面临着资本逻辑的双重挤压，或者说，在利用资本时，“中国之治”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资本逻辑造成的各种灾难，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消除“治理赤字”乃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以资为本”和“以人为本”呈现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主义”之争、“制度”之争仍将是中西交锋的焦点，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以西方道路为“唯一正统”的西方国家，必定对中国道路持非议态度。这是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是其不可改变的“历史行动”。这样，如何驾驭资本便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目标的一致性

“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在具体目标上有着明显差异，前者立足于国内，而后者立足于全球，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基于“中国之治”的现实需要和人类整体发展提出来的，是“中国之治”的逻辑延伸，而“中国之治”又成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实践性的有力证明及其从愿景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因此，“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根本目标或根本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根本一致性根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之治”的目标可分为具体目标和总体目标。具体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是：“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显然，具体目标是手段，总体目标才是目的，即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当然靠全体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但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真正缘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先后建立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试图从不同层面进行全球治理。但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导构筑的，相关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共同利益、共同市场以及共同目标之上的。在国际交往中，美国一直奉行“美国利益至上”和“强权政治”，因而，这种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格局实质上以美国利益为轴心，是其谋求全球霸权的手段。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危机，表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已深陷困境、步入穷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势之必然。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也可分为具体目标和总体目标。具体目标是：推进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人类整体发展。

因此，“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根本目标或根本价值取向都是和平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中国之治”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一致性：“中国之治”具有民族性，追求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之治”又具有世界性，致力于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其一，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这里的人民，既指中国人民，也指世界各国人民。“中国之治”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全球治理则以实现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为根本价值追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两个美好生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因而，“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是辩证统一的：“中国之治”构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全球治理则成为“中国之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和外部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人民的美好生活越来越具有全球视野。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世界市场就已经形成。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奔腾向前、不可遏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发展的全球性决定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全球性。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在全球性发展中生成的。马克思曾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们在物质文化生活基础上不断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生活需要，都是在日益普遍而全面的世界交往中生成的。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是在全球性发展中实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人们“现实关系”发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美好生活是一个关系范畴，只有在人们的“现实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而人们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已经是世界性的了。因此，“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只有“真发展”和“好发展”，才构成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现实前提。只有在一个“真发展”“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变为现实。

其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之治”的总任务或总目标。“中国之治”的核心要义在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个国家”。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根本在于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但也需要世界联动。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质来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容或基本实现路径。因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同时，对于人类整体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而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道路，一方面“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另一方面，中国道路从来没有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是“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积极参与并推动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正确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推动并引领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中国方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根本一致性。

其三，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之治”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方案”引领的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没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就没有和平、安全、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反之亦然。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不能没有中国。

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既是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各国的共同责任是通过每一个国家的责任来体现的。在这些共同责任中，和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和平，安全、繁荣、开放、美丽都将成为泡影。和平发展是中国文化不可移易的基因，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奇迹”诞生的“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在这些共同责任中，美丽具有基础性和象征性意义。之所以说具有基础性，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珍惜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之所以说具有象征性，是因为只有在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的环境中，才能“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天人合一”思想充分彰显出中国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予以确认：“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三、“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问题域的贯通性

“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及面临的现实环境是不同的，其实现的具体方法或路径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中国之治”和以“中国方案”引领的全球治理在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是相同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魏源：《默觚下·治篇五》。）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根本原则和根本路径上具有贯通性。当然，这种贯通性是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之治”和以“中国方案”引领的全球治理肯定是有差异的，而正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才有了相互贯通的必要与可能。现实境遇的不同是这种差异性的主要表现，具体又体现为两个“显著差别”。

其一，国内问题和全球问题的显著区别。治理必须要有明确的治理对象即要解决的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两种表达意味着“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不同的，即两者所处的问题域有着显著差异。

“中国之治”的问题域是围绕着实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奋斗目标来展开的。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即是“中国之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围绕着这一主要问题，我们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在新时代，我们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显著成效，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既有经济的，也有生态的；既有文化的，也有社会的；既有治党的，也有治军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实际上就是“中国之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基本方略。这些问题不是纯粹由国内原因引起的，很多是国际因素造成的；同时，这些问题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因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面临的国际风险挑战空前严峻。国际风险挑战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一类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设置的障碍。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和“中国奇迹”的不断创造，西方道路的“正统性”和“唯一性”遭到质疑，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甚至恐惧，害怕西方道路面临着“历史的终结”，从而把“遏制中国”作为他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尽管这些“小动作”不会阻止我国的和平发展，但也确实给我国发展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和阻力。另一类是全球问题。全球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也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显然，全球问题既是全球治理的问题，也是“中国之治”要面对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和凸显，“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危机。这些全球问题，既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也给“中国之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其二，制度优势与制度困境的显著差别。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以一定的制度为支撑。制度是协调多元、合作有序的根本保证。在现代社会，秩序主要是由制度来保障的，而“治理就是秩序加意向性”。在1995年发布的《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全球治理被界定为“规则体系”或“规则系统”。因而，制度在治理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甚至可以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主要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变革或创新。

“中国之治”以制度为根本动力和根本保障。《决定》合乎时宜地出台，既表明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表明制度在“中国之治”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实际上，“中国之治”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统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以我国国家制度为支撑，国家制度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国家制度或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我国国家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概括的13个“显著优势”，既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因而构成“中国之治”的显著制度优势。这是我们不断推进“中国之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依据和最大底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雄辩地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定而明确的战略导向。这缘于党的统一领导。党的统一领导是“中国之治”最大、最核心的优势，它既是“中国之治”的根本力量保证，也是“中国之治”的正确方向保证。二是坚定而明确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之治”的根本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人民当家作主，既是推进国家发展的主体，也是“中国之治”的主体，因而，“中国之治”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强大的力量支撑。三是科学而系统的战略谋划。以“总任务”为统领，以“四个自信”为强大支撑，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统一，科学谋划、整体布局，全国一盘棋，一张蓝图干到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当然，制度优势还表现在它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创新。制度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制度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常新的课题，一切好的制度都是在坚持和完善中不断形成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是一个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全球治理也需要以制度为根本动力和根本保障。但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日益陷入一种制度困境：全球治理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作为保障，即使有制度，也存在是不是一个好制度以及能否得到有效落实的问题。治理的制度化是由政府决定的。罗西瑙提出“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强调协作、参与和互动的模式，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使人服从。叶险明教授用“非政府的全球治理”来替代罗西瑙“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认为至少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在全球不可能出现一个“世界政府”，故也不可能出现“政府的全球治理”。的确，全球治理既不能依靠权威的统治，也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世界政府”的出现，但它主要还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者准确地说，是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行为。尽管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但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它就不可能取代“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主要因素。实际上，联合国、世贸组织等非政府组织都是通过协调“政府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全球治理的。离开了政府的推动和主导，全球治理不可能实现，只是与国家治理相比，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窃以为，“有限的政府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或许更能反映当前全球治理的实际，且在逻辑上更为自洽。

之所以会出现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不是没有政府的参与，也不是没有制度，而是缺少好的制度以及好的制度不能得到落实。一方面，缺少好的制度。冷战结束以后，由于拥有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美国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而美国全球治理的策略与方法是以自由主义及其变种新自由主义为构建原则的，甚至可以认为，自由主义及其变种新自由主义即是美国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如果说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进步作用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彻头彻尾的理论谵妄和实践陷阱。新自由主义使自由主义的内核——个人主义或纯粹的利己主义发挥到极致。现在，美国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质上就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由此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制度形同虚设。当今世界的一大热点问题是“逆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本质是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表现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的制度的随意抛弃与践踏。美国随意“退群”就是典型。连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都可以随意撕毁，表明西方一直奉行的“契约精神”已荡然无存。这正是全球问题不断产生的根源，也越来越成为给世界带来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

四、“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效能的协同性

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世界因此而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事物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治理具有整体性。不论是“一国之治”还是全球治理，实质上都是一种整体性治理。“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愈来愈表现出高度的依存性、渗透性和互动性。在尊重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更需要人们自觉打破两者的界限，从整体性上审视和驾驭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否则现存治理认识的碎片化、区隔化，只能导致治理实践的困境。”这是把握“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辩证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中国之治”和以“中国方案”引导的全球治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效能具有联动性、协同性。

其一，“中国之治”催生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变革的时代诉求。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全球问题频发，全球治理便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呼声。虽然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但“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却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开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气势恢宏地展开，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渐入佳境。正是因为“中国之治”，才可能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

在逻辑上，全球治理根源于国内治理，是以国内治理为立足点和推动力的。没有国内治理，全球治理便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全球治理这一人类共同命题的提出，正是世界各国在国内治理过程中面对一些共性或普遍性的问题即全球问题而发出的呼声。全球治理变革的要求也是基于这一逻辑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之治”无疑具有典型性。“中国之治”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人类情怀，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新路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之治”实际上是在全球问题的问题域中展开的。同时，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国内问题，很多不是纯粹的国内问题，而是由全球问题引起的，或者说是全球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之治”的效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全球问题的治理效能所影响和制约。

由于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之治”前景光明、前途广阔，中国梦一定会实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全球治理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却可以造成严重阻力，甚至延缓这一进程。事实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西方框架”，已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抛弃，经济全球化陷入严重的制度困境及其带来的治理困境之中，也给“中国之治”带来了严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这是我们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逻辑。

其二，“中国之治”推动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地生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正在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积极推动”转变，由“配角”向“主角”转变，这既是我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也标志着我国治理理念的历史性提升。“主动参与”“积极推动”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确立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地生根，必须以“中国之治”的顺利推进赢得话语权。

在全球交往过程中，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强弱是由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决定的。同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能否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从而转化为实践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之治”的实际效果决定的。因此，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落地生根，最根本的是搞好“中国之治”。一方面，搞好“中国之治”，解决好“中国问题”，是确立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根本保证，也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有力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就不可能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一种全球性的实践。因而，“中国之治”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目标的实现，从而直接关系全球治理体系的成功转型。另一方面，“中国之治”的成功经验将不断丰富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世界各国国家治理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国家治理具有自主性，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都是“自主的政府治理”，都有自己的一套治理国家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因而，他国的成功经验只能是一种参考或借鉴，而不是简单的“输入”或“植入”。在全球交往过程中，中国一直秉承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原则，从不搞“模式输出”，但“中国之治”独特的成功经验里蕴含着普遍性经验，即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遵循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有机结合，对各国走好自己的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而推动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当然，“中国之治”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随势而动、因时而变、因事而异，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其三，全球治理赋予“中国之治”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化品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全球治理以国家治理为起点和基础，反过来又具有塑造国家治理的功能。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地生根、有效实践，在价值、理念、机制、结构、主体等方面不断创新“中国之治”。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不断拓展“中国之治”的全球视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本来是“中国之治”全球视野的体现与证明，现在又成为“中国之治”全球视野的拓展者。立足国内、面向全球是“中国之治”的基本姿态。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成功实践，又把“中国之治”带入更广阔、更深邃的历史境域中。一方面，深化改革，“内强素质”。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是基于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而提出来的，而其成功实践又成为“中国之治”的价值引导。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以全球性价值或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的，这也是“中国之治”的必然方向。事实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得到日益广泛的世界认同，正在成为我们深化改革的方向和动力，其成功实践，也正在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世界经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我们自身的内在素质。另一方面，推进开放，“外塑形象”。开放发展是一种面向全球的发展，实质上也是“中国之治”的目标与方向。“中国之治”只有在全球性格局中展开才能获得成功，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世界性认同，也必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开放发展的先导。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不断塑造“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品质。“中国之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并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中国之治”虽然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但它有着5000多年中华文化的浸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国家治理理念及经验。这些理念和经验并不当然地构成“中国之治”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性前提，而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现代化品质，才能成为“中国之治”的力量源泉。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其历史背景的，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是理所当然的“它山之石”。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是“中国之治”走向未来的必要条件。同时，在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实践过程中，由世界多样性文化交流、碰撞而凝聚成的现代化品质必将“回馈”给“中国之治”，赋予“中国之治”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力并不等于品质，但品质必须以能力为核心内容和关键支撑。没有能力支撑的品质是空洞的。“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品质，必须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支撑与证明。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性因素，包括很多内容，但制度建设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因素或关键因素，国家治理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必须明确的是，制度并不等于治理能力，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只有忠实而有效地执行制度，才能由“制”转“治”。因此，“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

其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统摄“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国之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为人民谋幸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中国之治”的全球向度。因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统摄“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之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必然向度。这有两个意思：一是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才能充分彰显出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西方之治”制度困境相比较而彰显出来的。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西方全球治理制度，个人利益至上，以牺牲他人利益甚至人类的根本利益为代价，而“中国之治”的制度框架则把人民利益和人类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追求人类的整体发展。《决定》列出的“显著优势”中有一条：“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只有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效能优势，这个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彰显出来。二是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之治”的世界性才能获得进一步拓展。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实际上是通过“中国之治”的世界性展现出来的。“中国之治”，于内，在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于外，在于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整体发展。因此，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阈，“中国之治”才能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造成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原因很多，但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多边机制缺乏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能力，二是以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制度的根本性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多边机制，尽管是一种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但随着美国不断“退群”，其脆弱性和随意性充分暴露出来。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全球治理真正缺失的是被赋予全球化方式的权力机构。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长期充当这个“全球化权力机构”的角色，美国更有“世界警察”之称，但由于他们缺乏人类共同体意识，不能守护人类的共同价值，从根本上造成全球治理制度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价值，正在于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促进人类的整体进步。

总之，“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个方面，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一方面，“中国之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之治”的需要，也是“中国之治”的逻辑延展，因而，它必须以“中国之治”为基础。“中国之治”的成效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境遇。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治理为基本内容和基本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正是全球治理、也是“中国之治”面临的5大问题域。因此，从“中国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既以民族国家为立足之基，又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以人类整体发展为指向，强调以平等和包容为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在尊重、维护并实现各国合理利益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真正的人类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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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雪莲、姚璐：《国家治理的全球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作者：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